中国期货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充满了探索、挑战与变革。当我们追溯其源头，便会发现一个充满活力、也曾略显混沌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大致涵盖了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它不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的产物，更是市场化进程中一次大胆的金融创新尝试。在这段时期内，从最初的萌芽到市场的狂热，再到风险的积聚与最终的清理整顿，每一步都为今日中国期货市场的成熟与壮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理解这一阶段，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期货市场的演进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萌芽与初探：郑州模式的开端

中国期货市场的初创并非一蹴而就，其最早的萌芽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步伐加快，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渐瓦解，市场价格波动日益剧烈。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对规避价格风险的需求日益凸显，为期货市场提供了实践的土壤。1990年，中国第一家规范化、以现货批发为基础并引入远期合约交易的商品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成立。尽管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期货交易所，其交易品种包括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交易方式也融合了现货与远期合约的特点，但它首次引入了集中竞价、公开交易、保证金制度以及套期保值等期货交易的初步理念和机制。郑州模式的成功实践，迅速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被视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为后续期货交易所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经验和范本，也激发了各地探索建立类似市场的热情。

市场狂潮与遍地开花：野蛮生长的时代

进入1992年至1994年，中国期货市场步入了“野蛮生长”的狂潮时期。在郑州模式的启发和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和企业纷纷效仿，迅速掀起了一股设立期货交易所的热潮。一时间，上海、大连、深圳、广州、天津等主要城市相继成立了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也从农产品扩展到金属、建材、化工产品等领域。鼎盛时期，全国各地涌现出近200家各类商品交易所和期货交易中心，其中不乏鱼龙混杂、缺乏资质的机构。这一时期，期货市场以其新颖的交易机制和潜在的暴利机会，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和投资者涌入，期货交易量急剧放大，市场氛围异常活跃，甚至出现了“全民炒期货”的现象。这种快速扩张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市场规则不统监管缺位、过度投机盛行、市场参与者风险意识薄弱，为日后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风险积聚与问题暴露：成长的阵痛

在期货市场“遍地开花”的同时，其内在的缺陷和风险也逐渐暴露无遗。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和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各交易所各自为政，交易规则不尽相同，甚至存在严重的漏洞。保证金制度执行不严、无序创新、恶性竞争、操纵市场等问题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空白，进行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导致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给实体企业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例如，1994年的“绿豆事件”、“胶合板事件”等一系列风险事件，以及随后于1995年爆发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更是将中国期货市场初期存在的深层矛盾和巨大风险推向了高潮。这些事件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金融秩序，使得中央政府深刻认识到对期货市场进行全面整顿和规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清理整顿与规范发展：凤凰涅槃的序章

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乱象和金融风险，中央政府果断采取了行动。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及相关监管部门（特别是中国证监会）开始对全国期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对现有期货交易所进行清理规范。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要求撤并重复设立、规模过小、管理混乱的期货交易所。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包括大幅减少交易所数量（从近200家最终整合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三家）、统一交易规则、强化保证金制度、引入结算制度、加强信息披露、提高从业人员门槛等，中国期货市场完成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关键转变。这一阶段的清理整顿，虽然过程痛苦且代价巨大，但它成功地遏制了市场乱象，为中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监管框架，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结而言，中国期货市场的初创阶段是一段充满激情与挑战的历史时期。它始于对市场经济的勇敢探索，经历了盲目扩张的狂热，也承受了风险积聚带来的阵痛，最终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蜕变。正是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为中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铸就了今日中国期货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完善金融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初创期的摸索与阵痛，便没有后期稳健发展的基石。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篇章，更是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不可磨灭的记忆。